以律诗绝句为代表的旧体诗发展到现代遇到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就是“传统旧体诗如何完成创造性转化”？①这一概念借鉴自李遇春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李遇春在该文中认为小说和散文作为传统文体完成的创造性转化较为理想，而诗歌和戏剧的转化情形则较为尴尬。现代旧体诗若希望完成创造性转化，必须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入手。从内容上，要切合社会发展实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事件。百年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频发，在这百年间中国社会艰难地完成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以“五四”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欧美影响，还是以“延座讲话”为代表的苏联影响应该说都是中国在试图走向现代社会的文化尝试。因此，旧体诗作为诗歌的民族形式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反映这一历史变化进程。从形式上而言，现代旧体诗词如果要完成创造性转化，如何在韵律、词汇、格式上进行改革其实存在许多可待创新之处。我们欣喜地发现在诗词的形式方面已经有一些积极讨论的声音。例如在韵律上，卞之琳的《重探参差均衡律——汉语古今新旧体诗的声律同途》、张海鸥的《旧体诗词的韵与命》、周啸天的《当代诗词写作中的入声字存废问题》、刘夜烽的《旧体诗的平仄声和押韵》、秦世良的《关于新韵的几点建议》等论文都讨论了旧体诗的新韵问题。《中华诗词》于2002年分别推出《中华新韵府》编委会拟定的《中华新韵府简表》[1]和星汉拟定的《中华今韵简表》[2]可以视作是在韵律方面的积极改革和尝试；在词汇上，现代词汇是否可以入旧体诗词的讨论也不少。不少诗人主张将新词纳入旧体诗创作，学者启功就持这种观点。王一川曾在《旧体文学传统的现代性生成——启功的旧体诗与汉语现象研究》一文中专门分析启功诗词中的新词入诗问题。[3]启功自己也在《从单字词的灵活性谈到旧体诗的修辞问题》中谈到旧体诗的语言转化问题。[4]由此可见，现代旧体诗人实际上有自觉的语言转化意识。

传统古诗分类中并无时事诗词这一提法，因为历史与时事原本就是相对而言的概念。没有固定的命名并不意味着古诗并无描写时事的内容，相反是大量存在的。杜甫的“三吏三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乌夜啼·昨夜风兼雨》等都是反映时代变革的著名诗词。现代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旧体诗创作中。研究这些时事类诗词可以发现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在现代诗词中完成历史化的过程。此外，由于现代画家诗人的知识背景和政治态度存在差异，不同的社会事件在诗人笔下呈现的面貌也各不相同，研究这些时事诗词可以发现诗人们的精神轨迹和情绪波折。按照具体内容进行划分，现代画家诗人的时事诗词大体可分为以下类别：

一、政治类时事诗词

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了诸多重大政治事件，这些重大政治事件波及了每一个个体，画家群体也不例外。许多近现代画家诗人都经历了清王朝覆灭的过程，部分现代画家诗人还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因此，无论对其政治信仰还是精神结构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这些政治事件在画家诗人的时事诗词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录。通过梳理和解读这类政治类时事诗词，可以窥探出画家诗人不断进步的政治立场和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这些政治类时事诗词从时间上划分，大致可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辛亥革命时期。1912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这场革命带给中国的不仅是清帝的逊位，而且是整个封建制度的终结。不同政治态度的画家诗人面对这一重大事件态度截然两分：哀痛者如陈曾寿，他在自己的生日之时想到的是清帝逊位，他在《辛亥八月十一日生日感赋》中哀痛不已，“七年留滞卧修门，一夕秋风醒梦魂。事与生来知未了，吾生我丧欲何存。孤踪肮脏天方厌，万影凄凉月不温。隔岁风光惊似昨，重看愁对菊花樽。”（其一）从1904年起，陈曾寿一直是清政府高官，勤于政务。然而，一朝梦醒突然发现王朝更迭。“七年留滞卧修门，一夕秋风醒梦魂”准确形容了他当时的错愕和惊讶。旧朝覆灭让陈曾寿伤痛欲绝，甚至想自戕以明志，“吾生我丧欲何存”。虽然诗人最终没有自戕殉国，但内心的悲痛溢于言表。后两联就描写这种悲痛，“万影凄凉月不温”“重看愁对菊花樽”。时隔三年，他再次在生日之时感叹旧朝更迭。“早忘自念犹伤逝，难洗余哀那入禅。味简多生宁有债，把诗过日岂非天。僵蝉咽断繁霜后，瘦菊魂销细雨前。一念嵯峨妨学道，傥看射虎未残年。”（《八月十一日生日偶作》）用“僵蝉”“瘦菊”来渲染迭代之痛，遗老的惋惜之情流露无遗。